——１９７８年改革以后，产业体系失衡状况未见显著改善，最终的原因还在经济改革没有到位

  改革前传统经济发展的策略的主要特征，是盲目追求经济的快速地增长，由此必然导致产业体系严重失衡。但是改革后，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并没发生根本转变。地方政府盲

  目追求第二产业增速，使一系列战略在实践上偏离正确的轨道，从而阻碍第二产业与第一、三产业协调发展，甚至加剧其失衡。作者觉得，在市场化取向改革没有整体基本到位的情况下，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各次产业的协调发展，这同宏观经济调控力度不够是有联系的，而最终的原因还在于经济改革没有到位。

  从“六五”时期直到“十一五”时期，我国把结构调整问题放在愈来愈重要的位置，但迄今成效并不明显，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形成这个“矛盾”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据此要做出什么结论？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结构调整涉及众多方面，本文只拟涉及其中的一个基本方面，即第一、二、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问题。

  与改革前的１９５３年—１９７８年相比较，改革后的１９７９年—２００９年产业体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前一个时期，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依次由１９５２年的５１．０％下降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８．２％，由２０．９％上升到４７．９％（其中工业由１７．６％上升到４４．１％，建筑业由３．２％上升到３．８％），由２８．２％下降到２３．９％。这一些数据表明：这期间，产业体系处于全面极端的失衡状态。说全面，不仅第一、二产业严重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建筑业虽略有上升，但也大大滞后于工业发展；说极端，不仅农业滞后于工业已达到顶峰，而且第三产业比重也发生了极不正常的下降。在后一个时期，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依次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８．２％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６％，第二产业由４７．９％下降到４６．８％（其中工业由４４．１％下降到４０．１％，建筑业由３．８％上升到６．７％），第三产业由２３．９％上升到４２．６％。需要说明：这一段时期，农业年均增速由前一个时期的２．１％上升到４．６％，其比重下降是由于其增速仍然低于第二、三产业。但其下降速度趋缓了。在前一个时期，农业比重年均下降０．８８个百分点，后一个时期为０．５７个百分点。至于这一段时期工业比重下降以及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虽然都没有到位，但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可见，改革以来，原来产业体系严重失衡状况已有很大改善。

  但当前我国产业体系失衡问题并没根本解决。其主要是依据有二：第一，就农业来说，新世纪提出并推行科学发展观以来，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采取空前未有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作为农业基本的产品的粮食产量，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连续三年超过５００００万吨，２００９年达到５３０８０万吨，改变了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７年连续九年产量低于１９９８年产量（这年粮食产量为５１２２９．５万吨）的局面。但当前粮食供需仍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作为粮食稳产基础的体制、机制和技术、物质等方面的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因而，作为最重要战略物资的粮食产量不稳的问题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也突出反映农业发展的滞后。其主要的直接原因，除了城市化滞后以外，就是农业发展滞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第二，就第三产业来说，在许多工业的产能和产品过剩问题突出存在的同时，经济社会亟须的第三产业（包括为生活服务和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就业容量大和为高技术产业服务的第三产业）又没有正真获得应有的发展。为说明这里的问题，做点国际比较是必要的。按照说法，作为矛盾的普遍性的“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所以，尽管国外经验有其特殊性，但也包含共性。就其共性来说，就有借鉴意义。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２００３年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４９％，下中等收入国家为５２％，上中等国家为５９％，高收入国家为７１％。我国已步入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我国２００９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而且大大低于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这就突出反映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

  所以，总起来似乎可以说，改革以来，改革前存在的那种产业体系全面极端的严重失衡状态已有很大改变，但就现状来说，产业体系失衡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第一，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０年，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２１世纪以来，这种体制正在趋于加强完善。从总体上说，这种体制以其特有的优化社会生产资源的巨大作用，已经和正在成为推动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整个经济迅速而又趋向协调的发展，成为这方面的根本动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种经济改革以其固有的不平衡性对各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等的。这样，经济改革就在推动整个产业持续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同时，给各次产业增速带来了差异。纵观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史，我们大家可以发现两种规律性现象：

  一是就三次产业来说，哪个产业改革快，其增速也快；反之亦然。１９７９年—２００９年，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改革进展比第一、 三产业都大。需要着重指出：在这方面，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改革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滞后的。作为第三产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垄断行业（如交通、通讯和金融等）和社会事业（包括科教文卫等）的改革，在很久内也是滞后的，只是在新世纪以来才加快了改革步伐。与这种改革进展不平衡相联系，尽管第二产业的基数比第一、三产业大得多，但其增速却比第一、三产业快得多。这期间，第二产业年均增速为１１．３％，而第一、三产业分别只有４．６％和１０．７％。二是就各个产业本身来看，也是哪个阶段改革进展快，其增速也快；反之也如此。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第一产业方面。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年，农村普通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并与集体化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进展快，增速也快。这期间农业年均增速高达７．３％。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农村改革相对滞后，增速下降。１９８５年—２０００年，农业年均增速下降到３．８％。但新世纪以来，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其主要体现是：在完善农业经营体制的同时，实现了农村税费改革；深化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主要是在作为最主要农产品的粮食方面实现了市场主体自主流通、市场定价的流通体制；实现了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创新。主要是初步形成了国有（或国家控股的）金融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金融并存以及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并存以及大中小金融组织并存的框架。于是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９年农业年均增速又上升到４．２％。

  这两种规律性现象表明：在市场化取向改革（包括第一、二、三产业）没有整体基本到位的情况下，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各次产业的协调发展。

  对外开放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在对外经济领域的延伸。从总体上说，对外开放是推动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直到目前，对外开放对第一、二、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有差异。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包含两个领域：一是对外贸易。在这方面，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品；二是引进外资，而外商的投资领域大部分也是在第二产业。新世纪以来，服务业的出口和第一、三产业的外商投资都在强劲增长，但没有也不可能很快改变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情况。这样，前者就从需求方面拉动第二产业的较快发展，而后者又从供给方面推动第二产业的较快发展。

  １．改革前传统经济发展的策略的主要特征，是盲目追求经济的快速地增长（主要是工业快速地增长，特别是重工业快速地增长），由此必然导致产业体系严重失衡。改革以来，在地方政府的实践方面没有完全转变这种思路。

  改革以后，１９８１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真实的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能够获得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标志着政策上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党的进一步系统完整提出和阐述的科学发展观，在完整根本的意义上标志着这种转变。这样，改革以来，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实践方面再看不到改革以前有过的那种高增长指标。但在地方政府的实践方面，一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完成了这种转变。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改革以前存在过由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组成的投资膨胀机制。改革以后，这种投资膨胀机制只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和改革已得到位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发生了改变。而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并没发生根本转变。多年来，地方政府盲目地追求政绩工程，就是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表现。

  对地方政府来说，追求政绩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快发展第二产业。在一定社会生产资源的条件下，第二产业的过快发展，必然挤占发展第一、三产业的资源，从而阻碍第一、三产业的发展。所以这样的做法本身就会阻碍第二产业与第一、三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甚至加剧它们之间的失衡。问题还在于：这种盲目追求第二产业速度的实践，还会使一系列战略在实践上偏离正确的轨道，从而阻碍第二产业与第一、三产业协调，甚至加剧其间的失衡（详见下述）。

  ２．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在慢慢的变大的程度上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但粗放的经济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当前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增加投入，特别是物资的投入，而这些物资主要是第二产业提供的产品。这就必然推动工业高速增长。而且，工业高速增长，市场需求旺，产品容易销售，企业就缺乏改进技术的市场压力。这样，原来存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就缺乏向集约方式转变的动力。于是，就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粗放增长方式的凝固化。这种凝固化使得工业发展继续主要依靠投入物力，从而继续推动工业的高速增长。

  ３．工业增长主要依靠投入，这同时意味着主要依靠投资，这就必然导致投资率的提高和消费率的下降。

  但投资主要是要转化为第二产业提供的产品，而消费则较多地转化为第一、三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样，改革以来投资与消费关系的长期失衡，又成为阻碍第二产业与第一、三产业协调发展，甚至加剧它们之间失衡的重要因素。

  ４．改革以前乃至改革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实行的都是农业哺育工业战略。这种战略显然是有利于工业的发展而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在新世纪初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以后，国家财政用于支持“三农”的支出，已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巨大规模。这也正是新世纪以来，农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但即使在这期间，在落实这项战略方面仍没有完全到位。如果仅就来自农村的税收与国家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相比，那就有充分根据说，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已经得到了完满的贯彻。但如果考虑到多年来地方政府由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获得的巨额收入，以及农民工工资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工资（二者都是没有根本改革的社会经济体制形成的）这样两种情况，那就远不能说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这样，即使在新世纪以来，这种情况也是不利于农业而有利于工业发展。

  ５．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改革以前的均衡战略无利于结构调整，而改革后“先富带后富”的战略思想也加剧第一、二产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总的说来，改革以前实行的是均衡战略，这是由多项客观和主观因素决定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项战略不仅不能解决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而且成为阻碍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以后，依据先后提出的先富、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以及“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末，在地区经济发方面，实行的都是非均衡战略，主要是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项正确的战略，是推动这期间我国经济持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尽管这项战略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也有负面作用。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剧了第一、二产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显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工业地区，而西部地区则是主要农业地区。所以，优先发展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就意味着加速发展工业。但需指出，这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

  诚然，从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先后提出了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崛起，积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的总体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但这个战略实施的时间不长，它在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和各次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还不可能充分显示出来。

  ６．改革以来，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战略，总体说来有效利用了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从供给和需要两个方面推动了这期间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但在国内外多种因素作用下，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却发生了内需和外需的失衡。

  国内因素主要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从而形成内需不足，于是由工业提供的过多产品涌向国外市场；国外因素主要是战后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其中包括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这三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依次分别达到２４．１％、１９．３％和１９．７％，而这方面出口主要又是工业品。这就成为加剧工业和农业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上述各项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各次产业的协调发展，甚至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失衡。

  第三，改革以来，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并在宏观经济管理本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从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这方面也存在众多不足。其中，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足，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从改革以来发生的五次经济过热的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五次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但经济过热就是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这显然是同宏观调控不力有联系。还要提到，经济总量失衡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当然，这里讲的经济结构失衡，首先是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但产业结构失衡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产业结构失衡更是同宏观经济调控不到位有关联的。需要进一步指出，在五次经济过热以后，进行了五次经济调整。就经济总量来说，五次调整都是到位的，即波谷年经济增速都下降到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限内。但就产业结构来说，在这五次调整中，只有１９７９年开始的那次调整，第一产业发展滞后有显著改善，而且这种改善主要还是与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相联系的，其余四次都未调整到位；而第三产业滞后的情况虽有改善，但力度也不够。

  所有这些都表明：改革以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未见显著改善，同宏观经济调控力度不够是有联系的。当然，根本原因还在经济改革没有到位。

  改革以来，对工业重要性的认识并未减弱。但在对工业增长方式方面的认识上，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改革前粗放经营方式上。其结果不仅导致了过多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而且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

  但是，就改革以来的长过程来看，对发展第一、三产业的重视程度则不到位。就第一产业来说，改革以后，总结了改革前片面重视工业忽视农业，从而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教训，大大提高了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但就改革后的长期实践来看，这方面的认识并未到位。这一点，在作为主要农产品的粮食产量反复长期大幅波动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１９７９年我国粮食产量迅速提高到３３２１１．５万吨。但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粮食产量却低于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粮食产量是持续上升的，１９８４年达到４０７３０．５万吨。但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粮食产量却低于１９８４年。直到１９８９年，粮食产量才达到４０７５４．９万吨，略微超过了１９８４年的水平。１９９０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上升到４４６２４．３万吨。但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粮食产量又都低于１９９０年。直到１９９３年才达到４５６４８．８万吨，超过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４年粮食产量又下降了。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粮食产量是上升的，１９９６年达到５０４５３．５万吨。但１９９７年粮食产量又下降了。１９９８年粮食产量上升到５１２２９．５万吨，超过了１９９６年。此后九年粮食产量都达到１９９８年的水平。直到２００８年粮食产量才达到５２８７０．９万吨，超过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９年粮食产量继续上升到５３０８０．０万吨。形成这种波动，有客观因素（如自然灾害），也有合理因素（如利用国际市场的粮食资源）。但对社会主义大国来说，这种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农业基础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并没到位。诚然，新世纪以来，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后，这方面的认识已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其贯彻落实还需经历一个过程。

  对第三产业的重要性来说，改革以来，否定了第三产业是非生产部门的传统理论，大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但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未到位。这一点，在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两方面都是如此。在高端服务业方面，只要把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况与同是作为新兴国家的印度做一下对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尽管两国国情不同，但印度在信息服务业方面远远领先于我国的事实，总是表明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待提高。在低端服务业方面，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以及住宅商品化改革的决定性进展和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业迅速发展，诸如社区和家政服务业等低端服务业已经具有发展成为巨大产业的现实性。尽管这方面已有很大的发展，但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可见，对第一、三产业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也是这些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现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一般说来，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都需要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而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与人均收入提高相联系，人们对住宅和家用汽车的需求大大增长。这就推动住宅业和汽车业上升为支柱产业，并获得迅速发展。与此相联系，人们对生活基础设施（如交通设施）的需求也大大增长。所有这些都会推动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但这期间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与上世纪５０年代及其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有重大区别。后者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据的，尽管起过重要积极作用，但造成了严重后果，因而是不可持续的。而前者是以市场经济主体的要求为依托的，是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是可持续的。

  二是我国现阶段工业化虽已处于中期阶段，但还要承担其在初期阶段的“补课”任务。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农村经济远远滞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种滞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村生产和生活两方面的基础设施都很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留下的“欠债”。这个“欠债”也要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来完成，所以势必要求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

  三是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还承担着“超前”任务。我国现阶段工业化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实行的，因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要求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融合。这些都是提高工业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

  但需说明：这里提出第五点，旨在说明当前我国工业遥遥领先于第一、三产业的发展，其中包含着合理因素，并不否定第一、三产业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的事实，也不否定前述的形成这种滞后局面的四点原因。

  当前，我国尽管还面临着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状态，但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面临着良好的机遇。

  在国内，我国至少还有２０年良好的经济发展时机。这个战略机遇期不仅使得我国经济仍然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赢得平稳较快发展，而且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体制、机制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政策和经验等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在国际方面，由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相对说来，这次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的机遇要大于冲击。这里所说的“相对”有两重含义：一是就冲击与机遇相比较而言；二是与发达经济体所受到的冲击和机遇相比较而言。

  国际经验表明：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要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并加剧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仅就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而言，在这次危机之后，在虚拟经济领域去杠杆化的同时，在实体经济方面去“空心化”，提出“再工业化”，重振现代制造业，在高科技领域继续巩固和加强其领先地位，抢占新的战略产业制高点。其长期存在的低储蓄率、高消费率的消费模式正式发生变化。

  这些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而言，其积极影响突出表现为：使我国制造业（这是我国工业的主体）产品出口遇到更大限制，从这方面遏制我国工业的过快增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次危机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陷于负增长，而我国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仍保持高增长态势。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也受到严重冲击。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这表明：我国的大国经济地位在进一步上升，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步伐也在加快。它意味着我国在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方面拥有更有利的条件，从而促进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在内的经济发展。

  总的说来，调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需要遵循党的提出的要求：“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为此，需要依据历史经验和当前情况合理设置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三者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目标值。在这方面，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值得重视。这两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速分别依次为５．５％、４．２％、９．３％和９．５％、９．５％、８．９％。这样，第一产业比重由２００７年的１１．３％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６％，年均下降０．３５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由４８．６％下降到４６．８％，年均下降０．９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由４０．１％上升到４２．６％，年均上升１．２５个百分点。显然，这个结构变化是朝着解决产业结构失衡方向前进的。依据这个经验，并考虑到工业化发展规律的要求，特别是当前产业结构失衡还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可以设想：在“十二五”期间，在经济增速控制在９％左右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年均增速争取达到５．５％左右，第二产业控制着９．０％左右，第三产业达到９．５％左右。这样，这期间第一产业比重仍有望大体稳定在１０％左右，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４０％以上，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４５％以上。

  就第一产业来说，除了继续全面深化农村各项经济改革以外，还要着力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加快城镇化和农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就第二产业来说，除了要继续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继续扩大开放，要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实行环境污染补偿制度，以遏制工业（特别是其中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工业）的发展；还要积极推进统一、有序、平等、充分竞争的市场改革，以淘汰和遏制过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特别是要积极治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以遏制工业的过快增长。就第三产业来说，要加快垄断行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步伐，并扩大这些领域的对外开放。

  为此，当前既要看到我国渐进性改革优越性这一主要方面，又要着重看到这种渐进性改革的严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前第一、三产业改革滞后于第二产业以及由此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既要看到当前加快第一、三产业改革的有利条件（诸如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更多的社会共识，并拥有更有利的物质技术基础等），又要看到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阻碍改革深化的新因素。即除了改革初期就有的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势力，又产生了阻碍改革的新利益群体（诸如治理地方投资膨胀机制，就会遇到地方局部利益的阻碍，改革行业垄断就会遇到行业局部利益的阻碍）。前者主要是由认识差异引起的，而后者则主要是利益差别引起的。从这方面来说，后者比前者更难克服。因而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立法手段和行政手段，否则，改革就很难推开，以致陷入停滞状态。

  改革以前存在过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改革后，这方面的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化，但并没有转变到位。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７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与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增速之比为２．０４∶１．００，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８年为３．１８∶１，１９７９年—２００８年为１．２９∶１．００。可见，改革以来，二者对比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但为了改变当前消费增长严重滞后于生产增长的情况，可以设想在“十二五”期间，使二者增速之比逐步趋于１∶１。这样，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为紧密的第一、三产业就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而工业的过快增长也就会受到遏制。

  第三，要加快由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以及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的步伐。

  改革以来，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以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和高碳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这种道路亟须转变。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主要依靠投入物质资源转向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显然会从削弱物质需求方面遏制工业的过快增长，同时又会带动作为第三产业最重要组成的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并会加速以人多地少为特征的农业的发展。

  就生产而言，低碳经济是以低物耗、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以集约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为前提的但它又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如果说，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那么，实现低碳经济则破题不久。２００３年英国提出低碳经济的理念，它以强大的生命力迅速获得许多国家的认同，有些国家已就此进行规划和立法。在我国，低碳经济也是方兴未艾。我国在发展再生能源、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再制造业也已经起步。实践证明：低碳经济在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等方面的意义，远远超过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的转变。

  但低碳经济的含意及其意义并不仅限于生产方面，已延伸到生活消费方面。这一点在美国的那种高碳消费的国家显得尤为突出。

  低碳经济也不仅限于碳的排放方面，还延伸到碳的吸收方面。如果仅仅从能源的生产消费来说，近代工业化过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将长期埋藏在地下的石化能源开发出来，用于生产以后，再将作为最重要污染源的二氧化碳加以排放的过程。但人工造林又可以将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加以吸收，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多年来我国人工造林速度居于世界第一位。实践证明：推行人工造林，是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见，实现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不仅在改变当前产业体系严重失衡方面，而且在改善已经受到严重污染的环境方面， 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就这个方针的实质含意来说，就是要把工业创造的一部分收入，主要通过财政再分配用于发展农业经济和提高农民生活。但鉴于当前农业严重滞后于工业的情况，还可设想以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垄断行业）的一部分利润用于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事业。这一点在国有资本预算单列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做到的。

  第五，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既要注重对需求（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又要注重对供给（产业体系）的调控。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一般理论，这两方面调控是互为条件的，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我国改革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发生的五次经济过热，表明对需求调控的不足，但相对来说，其效果还是好于对供给的调控。这也是改革以来我国产业体系严重失衡且无明显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当前来说，２００９年经济提高速度也从２００７年１３．０％下降到８．７％，即下降到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区间。在这种形势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两方面任务。一方面要注重对需求的调控，千方百计地把经济增长率稳定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限内，防止经济增速的迅速反弹，发生经济过热，并使经济结构（包括产业体系）失衡加剧。另方面，更要注意抓紧经济增速下行的有利时机，大力推进产业体系调整，从根本上防止由结构失衡再次导致经济过热。原文注释在此未列出——编者注